• 阿來:鄉村回不來了 但我要為它寫一部史詩

    時事 > | Time Weekly - 2018-08-14 03:39:26 來源:時代周報
  • [摘要] 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鄉村一直處于被解構的過程,《機村史詩》寫的不只是“機村”,而是整個大時代下所有鄉村共同的命運。

    時代周報記者 謝洋 發自廣州

    “鄉土是留不住的,以后也不會有鄉土文學了。”阿來說。

    今年的《機村史詩》即2005年《空山》的再版,多年來,阿來在審視了《空山》中那些鄉村凋敝和破碎的痛楚之后,他又有了新的定義和命名:“中國鄉村在那幾十年經歷重重困厄而不死,迎來今天的生機,確實也可稱為一部偉大的史詩。”

    《機村史詩》六部曲由《隨風飄散》、《天火》、《達瑟與達戈》、《荒蕪》、《輕雷》和《空山》組成,每部又分為一部小長篇、一篇事物筆記和一篇人物筆記。用阿來自己的話講,整部小說的結構就像“摔碎的青花瓷盤”,不是《塵埃落定》式的編年史,而是“以破碎的結構對應不斷重組的鄉村,形式本身就帶著某種隱喻。”

    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鄉村一直處于被解構的過程,《機村史詩》寫的不只是“機村”,而是整個大時代下所有鄉村共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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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村史詩》

    阿來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233.8元

    寫的不僅是機村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對鄉土文學的定義是:靠回憶重組來描寫故鄉農村(包括鄉鎮)的生活,帶有濃重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說。因而在鄉土小說中,作家的記憶和經歷不僅是最直接的素材,更與作品背景形成了互為鏡像的關系。

    對于這點,阿來并不否認,他這么解釋關于“機村”的密碼:“機”是藏語里一種叫嘉絨語的方言里的詞,意思是種子,或根子。鄉村是阿來的根,也是中國人的根。《機村史詩》中那個滌蕩的年代是阿來真實經歷的縮影,“每一次改革都帶來痛苦和希望”,即便他已經離開了鄉村,但“也從未真正脫離”。

    在《機村史詩》的舞臺上,沒有一個人物能在50年來的政治與經濟活動中成為主角,在舊秩序廢除時又有新的秩序建立起來。于是“機村”失去了同情與憐憫,失去了對自然與知識的敬畏,更失去了信仰和神明。即便最后村民們開始覺悟,重新回歸到與土地的關系上來,但是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

    這是阿來對當代鄉村的認識。同樣,阿來也有其獨特的身份,身為藏族作家,他的漢語寫作是對整個中國文學的補充和貢獻。

    把鏡頭拉回到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頒獎典禮上,彼時憑借《空山》拿下年度杰出作家獎的阿來說:“在很多年前,我就說過,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渲染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這個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為了去除魅惑,告訴這個世界,這個族群的人們也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他們最最需要的,就是作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

    《機村史詩》中描述的都是那片高原上的細微事物,六部曲猶如六卷歷史電影膠片,在時代的幕布上投映出藏族鄉村的人物群像。阿來曾經提到:“只有具有了寬廣的視野與現代的思想方法,才能把地方史的研究置于巨大的歷史背景下詳加思量,才能把個人命運安置在社會巨變的洪流中進行考察。”

    因而,《機村史詩》的真正主角是村子,阿來借由這個藏邊小村落去介入當下更廣泛的鄉村經驗,就像他完成藏族身份向漢語語境的轉化一樣。阿來說:“只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而沒有更普遍的意義,那肯定不是好作品。”

    去中心化的當代鄉村經驗

    《機村史詩》并不是一曲挽歌,也不是一次招魂。

    將《塵埃落定》和《機村史詩》放在一起看,阿來描繪了20世紀中國百年的鄉村變遷。在他看來,當代鄉村已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輻射下,鄉村自身的話語權和歷史都被時代無情地撕裂。

    另一方面,鄉村再也不可能有始終處于中心地位的穩定家族或穩定勢力。“今天這撥人被推上臺,很快又有別的運動把另一幫人推上臺,就是不斷有不同的人進入鄉村的權力中心。”

    外力的拉扯和內核的游移讓鄉村這個詞變得曖昧。政策變化、人口流動、市場價格、土地流轉等諸多因素都在加速動搖鄉村的傳統模式,“鄉村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生態,同樣,城鎮里的商鋪和街道也不再固定不變。也許理論界需要一個對城鄉清晰的定義,但文學有時候剛好在一個模糊的地帶”。

    如果說《塵埃落定》里尚有一個大事件作為線索貫穿,《機村史詩》則徹底從時間性轉變為空間性的結構,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像是碎片一樣,“我在這里做一個鏡框,把它們拼接在一起”。顯然,鄉村的生活習俗和生產形態在發生變化,其背后也是一股不可轉逆的趨勢,“機村”這副鏡框是裹挾在潮水中的個體。

    “未來不會有鄉土文學,因為城鄉的邊界更難以分辨”,隨著傳統鄉村漸行漸遠,阿來對這個題材創作有更明確的認知:“作家從寫鄉愁和緬懷變成單純的記錄,傳統的鄉村消失了,隨之而來的只能是重構。”

    為鄉村和農民所寫的史詩

    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將具有對抗性的英雄氣概作為“史詩”作品的核心特征,“當這種精神與記錄社會變遷的軌跡結合起來,我相信它就是現代史詩的定義。”阿來說。

    《機村史詩》記錄了鄉村半個世紀的艱難求生之路,附著在農村和農業上的群體,也在各個行業和階級發展中邁著最緩慢的步伐。“他們不應該被遺忘。”阿來說,“以前農民靠天吃飯,豐收時喜悅,災害時悲傷。而現在農產品的定價全不由農民決定,他們連自己的悲喜都無從把控,只剩下茫然。”

    不過,阿來同時賦予了某種語焉不詳的希望。他在最后一部《空山》中寫道,考古隊來到村里發現了以前的遺跡,村民們不禁發問:“這是不是我們祖先生活過的地方?”這一段的存疑也被評論家譽為“神來之筆”。

    時隔多年,穿過歷史的迷霧回溯,“機村”從往昔荒涼破敗的《空山》走向未知的新生,文明仍在延續。“每個普通人在瑣屑日常中受到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看似沒有希望,但是我們仍然為了生存不屈不撓地堅持前行,這種精神在個體的身上閃耀光芒,也是史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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