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遠征談大國大金融:推動債轉股落地 關鍵是談判

    時事 > | Time Weekly - 2018-08-14 03:57:46 來源:時代周報
  • [摘要] 這個市場不是中國自己玩的,你自己玩的叫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一定是國外金融機構也要參與進來,這才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

    時代周報記者 王心昊 發自廣州

    站在中國金融體制改革步入深水區的歷史關口,作為多項重要改革政策的親歷者,金融行業的實踐者、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教授在他的新作《大國大金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40年》中分享了他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許多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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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大金融》

    曹遠征 著  

    廣東經濟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 58元

    金融改革分三階段

    時代周報: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中央一直將金融改革作為重要工作之一,能否請你給梳理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體制改革的脈絡?

    曹遠征:在1978年以前,中國采取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條件下是沒有金融的。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金融方面是兩項任務:第一,建立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第二,對金融機構進行企業化改造。

    第一階段從1978–2003年,這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這個過程以1984年1月1日,中國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形成雙層銀行制度為標志。這才有了我們說的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雙層銀行體系。在此基礎上,各家銀行經過不斷地發展,又分離出了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由于保險、證券和銀行的發展,就形成了金融市場,中國的金融體系開始形成。之后是監管機構的建立,2003年,隨著中國銀監會成立,“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建立,中國的分業監管體制正式形成。

    第二階段是從2003–2012年,是中國銀行業進行商業化改造的階段。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機構迎來更大的挑戰,中國義無反顧地選擇深化金融體制改革。2004年,將國有獨資的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拿出來試點實施股份制改造,隨后擴展到其他國有銀行。改造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建立支持銀行正常運轉的健康的資產負債表,重新界定了政府與銀行的關系,是有限責任;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是用技術指標監管金融機構,核心是資本充足率。

    所以我們說,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主要有兩個大的方面:1978–2003年,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制建立,以及2003–2012年,中國銀行業的商業化改造。

    第三階段是2012年以后,進入自我發展壯大的階段,目標是建立市場化、國際化的現代金融體系。

    過去40年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一個最重要的標志是,在2004年已被認為是“技術性破產”的金融機構,卻成功經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這是金融改革最大的成就。

    金融業開放和國際化

    時代周報:業界不少人士都預期下半年的金融開放程度會有進一步增加,你覺得下一階段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將會以什么作為著力點?

    曹遠征:金融開放的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股比的放松。對于外資持有的金融機構股份上限,可以做到3年以后不再設股比限制;二是準入領域的放寬,最重要的就是允許擴大人民幣業務經營范圍。

    很多人覺得政策放寬,會導致國內金融機構的經營受到沖擊,這個擔心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在本土市場,尤其是零售金融領域,中資機構仍然擁有比較強的競爭力。舉個例子,我在中國銀行服務這么多年,中國銀行在倫敦的機構已經經營100年了,但中國銀行在倫敦的影響力仍難以和當地主流銀行比肩。因為本土銀行跟當地的客戶關系是非常密切的,這是任何一個外國機構都沒有辦法相比的。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后,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市場占比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我們具備底氣可以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

    第二,中國是個大國,大國面對的是大國金融問題。現在人民幣已經國際化,中國金融市場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因此一定要有外國機構參與,這才叫國際金融市場。這就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意義,這個市場不是中國自己玩的,你自己玩的叫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一定是國外金融機構也要參與進來,這才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一定要吸引外資,讓外資愿意參與中國的金融市場,并開始做人民幣業務,讓人民幣參與國際化的金融安排。

    時代周報: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金融嚴監管的需求也愈顯迫切,但在目前貨幣環境相對寬松的政策下,很容易導致監管疏忽,你覺得這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兼顧平衡?

    曹遠征:監管是一套標準,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就要有大金融的監管格局。監管應是國際化的監管,有國際化的標準,而不是基于本土市場的政策,是面向國際的標準。

    其實,包括巴塞爾協議在內的一些新的監管標準已經出臺,中國正在履行這種標準,這種標準是全球統一的標準。所以在今年的多場會議上,易綱行長在談到中國的開放時,特別強調要實現監管的協調。

    這次是宏觀審慎管理上的寬松

    時代周報:在國常會和政治局會議召開以來,寬松信號得到多次確認。你認為這一輪的寬松能夠改變過去大水漫灌式的寬松貨幣政策嗎?

    曹遠征:我想先糾正一個概念,我認為這次不能被稱為寬松。這次的宏觀審慎還是要去杠桿,要求杠桿不能進一步增加,但也不能快速衰退,這叫宏觀審慎的管理。

    在去杠桿過程中間,如果流動性過于緊張,導致債權債務鏈條不能維持,就可能引發危機,這時候就需要放松流動性。從流動性的意義來說,是維持債權債務鏈條的完整,不至于崩斷。但大方向仍然是要推進去杠桿。

    因此,這次寬松不是貨幣政策的寬松,它是宏觀審慎管理上的寬松。是監管機構在其他方面有所調整,是防止去杠桿過快導致的杠桿快速衰退。從歷史意義來說,它是補充流動性的一種安排,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的寬松化安排。

    時代周報:這一輪寬松政策中把資金流向對準了中小企業,然而作為金融機構,在信用風險凸顯的當下,他們會愿意把資金貸給中小企業嗎?

    曹遠征:首先我想改變一個誤區,就是什么是中小企業適合的融資方式。

    其實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是全球性難題,道理很簡單。比如你去買房子,你要給30%的首付,然后銀行才給你貸款,那么中小企業就是連30%的首付都拿不出來嘛,小微企業就是沒錢嘛,沒錢你還負債,這不符合資本逐利避險的趨勢。所以,中小企業融資的核心是發展資本市場,包括PE、VC以及創業板。這才是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如果要給中小企業提供支持的話,是難以通過貨幣政策方式進行結構性安排的。這時候,貸款必須要有擔保。這是地方政府要承擔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責,具體包括引導擔保公司對中小企業進行擔保以及引導資金進入該領域。總的來說,這是一個體制問題。

    但說到底,資金能否流向中小企業,關鍵還在于引導。通過財政引導,通過發展資本市場引導,資金就會往相應的方向去,而不是單純號召讓資金流向中小企業。

    時代周報:從6月的定向降準來看,中央把結構性降杠桿的方向放在“債轉股”上,但上半年債券的違約潮以及“債轉股”落地率不足10%,你覺得“債轉股”遇冷的原因是什么?要讓債轉股落地,關鍵何在?

    曹遠征:債轉股是資產負債表調整的工具,這次的債轉股跟之前的最大區別是它不是政策性的,它是商業性的談判,這就意味著銀行具有要不要對債權實行債轉股的主動權。

    對于銀行來說,需要考慮債轉股企業的資產是不是有盈利前景。但另一方面,中國很多的“僵尸企業”通常都還剩著一口氣,只要溫度一適宜它就活過來了,溫度不適宜它就成“僵尸”了。但這類企業很難界定,你難以判斷它是不是“僵尸”,因為這取決于溫度。

    所以推動債轉股落地,關鍵是談判,一定得談判。我得確認第一你不是“僵尸”,第二你還有未來的盈利前景,那么這時候我們可以討論債轉股。

    這次跟1998年那次不一樣,1998年那次是政策主導,現在是市場指導,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立竿見影。

    所以,這次市場評價說債轉股不見效,但是我們認為這是最大的進步,因為我們可以談判,這是市場經濟,而不是政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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